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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姜色》：不只有自然风景 还有人的风景

成都的一个茶楼上，经朋友介绍，藏人容中尔甲认识了松太加。席间，他讲了一个关于藏人朝圣的故事。

上世纪80年代，一位老人在磕长头去拉萨朝圣的路上，为了轻装上阵，他花几十块钱买来一头小驴负责背负行囊。经历过三个春夏，打工住院，他与在路途中长大的驴终于到达了拉萨。

朝圣结束，驴就成了问题。他不可能再牵着驴步行三年回到家乡，公共汽车又不允许驴上车，租一辆车把驴运回去也不现实，他没钱。

最后，老人把驴寄养在拉萨的一户人家，想着有机会再接驴回家。没承想，一别即永别。

资料图：6月24日晚，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中国影片《阿拉姜色》夺得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编剧两项大奖。 中新社 张亨伟 摄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老人是容中尔甲的小学老师，他想通过考试从民办教师转成公办教师，一直未中。他不会干农活，也没结婚，就一直很痛苦。从小听老人讲这块心病，容中尔甲被老师的故事牵挂几十年。

他也给身边朋友多次讲起这个故事。何不拍成一部电影？很多人如此建议。于是，他找来导演万玛才旦商议，也找到扎西达娃据此写了第一稿剧本。

松太加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也看了第一稿剧本，但他对于朝圣的主题并不感兴趣。闭关一个月，他写出了另一版剧本。

一日梦中惊醒，俄玛在重病之际，瞒着现任丈夫执意踏上前往拉萨的漫长之旅。途中，病危的俄玛对现任丈夫道出深扰她多年的秘密：她曾答应去世的前夫，要带着他的骨灰去拉萨朝圣。

<金钟旭p>面对妻子的同床异梦，现任丈夫还是选择带上并不和谐的继子、半路遇到的小驴共同完成了朝圣之旅，并在旅程中与继子逐渐消除隔阂，达成和解。

至此，剧本保留了朝圣的公路类型，内核却变成了探讨人类情感与家庭关系。

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姜文领衔的评委会为《阿拉姜色》颁发了最佳编剧和评委会两项大奖，成为电影节上的最大赢家。

“该电影坦诚而深刻，勇敢不妥协，描述了人际关系的复杂，也刻画了在面临生命终极问题时刻的希望和救赎。每一次旅行就是为了寻找自己，道路本身比目的地更加重要。如果人类牺牲了他的欲望、他的自我，那么他就可以维持上升的旅程。我们想把这个奖项颁给邀请我们参加人类精神旅程的人。”颁奖词如此写道。

电影中，观众可以看到西藏电影中最具标志性的磕长头、神秘仪式、美丽风光，但它绝不是另一部《冈仁波齐》。松太加不喜欢“贩卖”标签式的西藏元素，他只关注不同环境下人类的共同情感。从此前导演的作品《太阳总在左边》《河》到如今的《阿拉姜色》，莫不如此。

“凡是人都生活在这个世俗的地方，哪能离得开家庭感情、油盐酱醋、吃喝拉撒。既然离不开，就会遇到电影里面所遇到的这些生死离别，爱恨情仇。以往很多关于西藏的影片都着重把西藏标签化，人展现得特别少，我却觉得人特别重要。”松太加对《中国周刊》说。

“朝圣本身并不是

我想在这部电影里表达的”

《阿拉姜色》开机的第一天晚上，松太加几乎一夜无眠。他知道，演员的表演是这部戏的核心，一旦表演漏气，这戏就完了。

拍完第一天戏，他担心的表演环节就出现了问题，这场戏的内容是：现任丈夫与妻子从医院检查完，骑摩托车回家。

现任丈夫由素人容中尔甲出演，妻子由专业演员尼玛颂宋出演。因为台词是他并不熟悉的嘉绒方言的一种，他只能靠标注拼音的方式死记硬背，常常是顾得了台词忘记表情，有了表情又拿捏不好节奏。景别是男女主角的特写，又是有台词、表情交流的长镜头，前景的容中尔甲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一整天拍摄下来，剧组都有些精疲力尽。晚上，松太加给容中尔甲回放镜头，指出他的表演痕迹过重，还没有进入到人物的内心。

这让容中尔甲想起1994年他进录音棚录自己第一张专辑的场景。“录完以后，我到外面听我刚才唱的歌曲，觉得自己的声音很陌生。这跟我第一次演戏的感觉是一样的。”他说。

容中尔甲回到房间，回想导演给他讲述的男主角的生活环境，情感状态。联想到自己的妻子，也会为生活中点点滴滴、油盐酱醋的事情相互脸红，吵架。第二天重拍，容中尔甲像是换了一个人，已然成为松太加写剧本时想象中的男一号。

起初，松太加也没想到让容中尔甲来出演角色。容中尔甲也推荐了一些藏族演员，导演都不满意。在导演的想象中，现任丈夫是一个亦正亦邪的人物。跟容中尔甲接触多了，导演就开始有意识以他的气质来创作人物。

在藏区，学过表演的人很少，所以在选择素人演员时，导演的直觉就很重要。影片中继子的扮演者也是主角之一，松太加在家乡当地小学的几千个人里走访、筛选。起初毫无进展，后来他在一间教室的角落里，看到了赛却加眼神里的冷峻，“感觉非常合适，那是直觉，也是缘分。”

后来，他成了影片中的儿子，本色、到位的“演技”给容中尔甲和女主角很大的压力。重复最多的一场戏，拍了17次，电影里演医生的人是容中尔甲现实中的表哥，导演临时找了一个眼镜给他，要求他跟容中尔甲演对手戏的时候眼神要从眼镜的上面瞥出来。因为太熟悉，容中尔甲总是笑场。无奈之下，导演让他休息，调整情绪后才终于拍完。

因为是公路片，也为了照顾演员情绪的连贯性，电影选择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来拍摄，从四川阿坝到青海、西藏，一路上海拔不断升高，剧组部分成员有些高原反应。最麻烦的是因为电影中有季节变换，有一个月时间，剧组临时解散，等到落叶、冬雪时才又聚集。

电影本来的结尾是“父子”二人到达了拉萨完成了朝圣，但影院看到的结尾却停留在距离拉萨的三公里处：父亲给儿子换上新衣服，修剪头发，等待一个吉祥日子再进拉萨。

“因为朝圣本身并不是我想在这部电影里表达的目的，只是想通过朝圣这件事儿，把人的复杂性表达出来就够了。而恰恰在距拉萨三公里的地方，我想讲的东西已经讲完了。所以就选择在那个地方结束，现在看起来也是挺好的一个结尾。”松太加对《中国周刊》说。

“自然、克制的表达才是对的”

电影杀青那晚，容中尔甲喝多了。

容中尔甲的儿子比戏里的儿子小两个月。拍戏时，因为对剧中“儿子”的愧疚，他不止一次地产生过带戏里的“儿子”到他们家生活的念头。

他想到自己经常出差在外，好不容易回趟家，又是各种朋友聚会和应酬。很晚回到家里时，儿子往往早已入睡，待第二天起床时，儿子又已经去到学校。躺在酒店的床上，“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之感，油然而生。也真不知道儿子需要爸爸的陪伴长大，还是爸爸我需要儿子的陪伴老去。也分不清可怜的是儿子还是我。”容中尔甲对导演松太加说。

家庭、父子的情感，松太加有独特经历，当然写得动情。他的童年很阳光，但始终对“死亡”这个话题很有兴趣，他以前画画时也都在谈论死亡。

在松太加的儿子出生那年，他父亲去世。按照藏族人对死亡的理解，理应释然，他当时才二十多岁，修行不够，面对死亡还是有些恐惧。

他背着相机，失踪了一个月，去很多天葬台拍照，有时候晚上就睡在天葬台旁边，好像是在找生命的寄托。“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去。”

有一天，他去了有很多天葬台的色达，太阳快要落山，他沿着天葬台走，迎头看见一个老太太蹲在角落的石头上面，手里拄着拐杖。他举起相机准备拍照之时，老太太笑起来，用藏语对他说“不要拍了，老太太现在已经不好看了，年轻的时候还可以，现在老成这个样子，马上要去那儿了，你看。”她指着上面的天葬台，又说了一句，“我马上去报到了，小伙子。”

松太加的眼泪夺眶而出，后来他把这个场景用在第一部电影《太阳总在左边》里，那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年轻人意外碾死了自己的母亲，到拉萨朝圣后并没有释怀，直到看见天葬台的老太太才放万能实验机；压力实验机；拉力实验机；改变实验机 ；蠕变实验机下过往。

父亲曾经给他讲的一个故事，他也讲给剧组的杨小琳成员听：佛祖在世讲经的时候，有一个女人的孩子去世了，她很痛苦，见到佛祖之后就说你必须想一个办法把我的孩子救活，佛祖说没问题。他让这个女人去找一种草，这种草必须长在没有家人过世的家庭里面，这个女人开始挨家挨户敲门去找，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她慢慢悟到了，这种草是不存在的。

藏族人信奉生命皆平等。小时候，松太加把青蛙装在帽子里带回家，被妈妈揍了一顿。“她以为我要虐待动物、会杀掉它。最后她让我带着帽子，和我一起把青蛙放生了。”还有一次，他和几个伙伴比赛踢蚂蚁窝，看谁踢得远，又被妈妈教训，“如果咱们家的房子被掀翻了，你是什么感受？植物也是，比如草也不能轻易拔，被妈妈看到，她会揪着我的头发问我疼不疼。”

拍《太阳总在左边》时，他跳入了自己设定的束缚里：一场一个镜头，镜头形式感很强，这可能与他之前做过摄影和美术有关。到了《阿拉姜色》时，他就自由很多，给摄影师更多的发挥空间。

随着观念的成熟，他认为在形式上做文章是特别幼稚的事情。“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新鲜的东西，好像是内部情感的力量不够而要通过外化的东西来呈现，其实自然、克制的表达才是对的。”

顺其自然，无论是对待生命，还是死亡。他引用了藏族里“中观”的概念：不偏不离，就在中间，没有被情绪控制，保持一个离心的思维，但又没有被离心完全地吞噬掉，带到沟里边。“到处都是沟，隐约能搞清楚，隐约又不能清楚那种感觉，就是有种半醉半醒的状态，但是同时又有个感性的东西。这就是我在创作《阿拉这周志宏是液压类实验机不管如何也实现不了的姜色》时的状态。”

“他们不了解这片土地的人民”

《阿拉姜色》路演时，有观众提问，为什么在藏族这种治愈内心的文化中，我们在你的电影中看到的却都是人的困境。

对此，松太加的回答是：不管是哪个民族，他们首先是一个有真情实感的人，其次才是文化的影响。人不应该被民族文化标签化。

他在很多人拍的西藏电影中看到了有些陌生的家乡，这些电影渲染得特别神秘化、符号化：寺院、磕头、朝圣守护、雪山、蓝天、湖、草原、牛羊。甚至电影里面明明应该是生活服装，穿的却是跳舞的服装，“感觉是用舞台服装来拍藏族的生活，吃肉非用大刀切一大块肉，喝酒就用海碗，就为了表现它的粗犷、豪放。他们不了解这片土地的人民。”

所以，不止一次，他的电影里，都触及人类共同的情感困境，而不只是局限于某个民族。

松太加跟很多拉萨当代艺术家交流，他们去了很多国外的巡展，但大部分是为他们单设的平台。“就像拳击手，你说国际赛，给西藏另外搭了一个舞台，作为当代艺术来说，所谓的西藏参加国际擂台赛，在那儿另外设置一个。我说我永远不会参加这种活动，因为这意味着这个平台没有把你当成一个拳击手，这是对拳击手最大的侮辱。”松太加对《中国周刊》说。

松太加出生于青海同德县，从摄影师身份开始与万玛才旦合作《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起，他们两人的电影经常在国内外获奖。

这引发了藏族年轻人从事影视行业将位于中国上海闵行的圣戈班高性能塑料及密封件工厂新增为Torlon reg;聚酰胺-酰亚胺（PAI）树脂授权注塑加工商的热情。前年，回老家时，他从县里得知已经有近百位年轻人报考影视专业。

从前年开始，他发起面向藏族题材的“穹角奖”剧本创作大赛，请来了万玛才旦、德本加、龙仁青等藏族名人担任评委。今年刚刚举办的剧本大赛有近百份藏族题材的剧本计划报名，从中评选出的剧本有些已经进入筹备阶段。为了方便学生学习动画电影，他还派学生到日本学习，并从日本引进动画人才到同德县的创作基地。

松太加经常跟朋友讨论《阿拉姜色》为什么执意用当地方言来演？就是为了尊重当地人的表达习惯，尽管只有几十万人使用这种语言。“作为第一代藏族电影人，我和万玛才旦觉得有为年轻人尽一份力。让我们民族的年轻人来拍我们自己民族的故事，因为我们不只有自然风景，还有人的风景。”松太加对《中国周刊》说。

《中国周刊》2018年第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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